5月15日被定为国际家庭日，为了进一步凸显司法裁判在规范、评价、教育以及引领方面的作用，增强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关注与重视，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挑选了六件典型案例进行公布。这些案例展现出以下几方面特色：

首先，需迅速选定监护人，以保证未成年人能够获得妥善的照看。监护人的职责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。法院通过依法实施确定监护人等相关制度，有效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。在案例一里，法院在党的领导下，主动与公安、民政、当地政府等众多部门进行交流协作，迅速依照法律规定，为那些无法找到亲生父母的未成年孩子指定了监护人，成功解决了他们参加考试报名的困难。

其次，需加强监护人的责任意识，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。若监护人未能履行其监护职责，或侵犯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，那么他们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在案例二中，父亲将未成年子女的资金用作购房的首付款，却未依照协议将房产登记在子女名下，从而侵犯了子女的财产权益。据此，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父亲需将财产归还给子女。在案例三中，负责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，多次故意将年仅五岁的孩子遗弃于幼儿园、学校、地铁站等公共场所，法院据此依法判定其行为构成遗弃罪，并对其做出了相应的刑事处罚。

第三，我们应大力推动拓展性工作，以推动解决矛盾的深层问题。拓展性工作是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显著特点，同时也是全面执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核心要求。法院不断探索并完善拓展性工作的措施，全面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。在案例四中，法院秉持对未成年人意愿的尊重，通过综合运用监护能力评估、社会观护以及家庭教育指导等多种工作机制，有效地解决了抚养方面的纠纷。

第四，采取多种策略，攻克抚养与探望执行中的难题。此类案件因牵涉到个人权益和行为规范，执行过程中常常遇到挑战。在案例五中，法院采纳了社会资源，委托社会工作者提供协助，确保当事人能够顺利实施探望权。在案例六中，法院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的执行策略，既刚又柔，不仅实施了执行前的预防惩戒措施，还实现了审判与执行的联动，通过释法明理，使得两个案件都得到了妥善解决，对类似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显著的示范效应。

依法确定法定监护人，助力被遗弃儿童实现学业追求——郑某某诉请指定监护人之案

案例二：涉及子女财产权益受损，父母需依照法律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——此案为丁小某诉丁某、汪某关于财产返还的纠纷案件。

案例三：父母若遗弃未成年子女，将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——此案涉及被告人刘某某的遗弃行为。

案例四：评估监护能力 加强融合保护——佟某诉伍某抚养纠纷案

案例五：借助社会资源，攻克探视困境——胡某与杨某关于探视权的争议案件

案例六：刚柔相济，妥善处理抚养权争议案件——胡某与徐某抚养权争议执行案件

案例一：依法确定监护人 助力弃婴实现升学梦想——郑某某申请确定监护人案

基本案情

王小某自幼便被遗弃，幸得郑某某夫妇收养，得以茁壮成长。郑某某夫妇曾向警方报案，寻求帮助，但经过公安机关的广泛搜寻，仍未找到王小某的亲生父母或其亲属的身份信息。目前，王小某正就读于某初中二年级，即将迎来中考，然而由于亲生父母身份信息的不明确，他在报名考试时遇到了困难。面对这一困境侦探私家公司，郑某某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旨在请求法院确认其为王小某的法定监护人。

裁判情况

审理法院判定，王小某的亲生父母信息不明，而申请人郑某某既有意向又有能力承担起抚养王小某的责任，王小某本人亦表示愿意继续与郑某某一家共同生活。经过当地政府、社区居委会以及民政部门对郑某某的全面调查与评估，认定王小某继续由郑某某抚养将对其健康成长产生积极影响。因此，人民法院最终裁定郑某某成为王小某的法定监护人。随后，王小某顺利完成了中考报名手续。

典型意义

法院始终秉持着对未成年人最有利的准则，积极协助他们克服现实难题，竭尽全力维护未成年人的各项合法权益。在该案件中，党委的领导下，法院与公安、民政、当地政府等众多部门积极沟通个人情感问题，共同探讨并制定了有效的解决方案。他们迅速依法为未成年人指定了监护人，切实缓解了未成年人所面临的具体困境，这充分展现了“六大保护”机制协同作战、共同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精神风貌。

案例二：涉及子女财产权益的侵害，父母需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——在丁小某诉丁某、汪某关于财产返还的纠纷案件中。

基本案情

赵某与丁某结束了婚姻关系，丁小某由丁某抚养。在离婚协议中，赵某承诺支付丁小某70万元的生活费，并且这笔钱以及丁小某从长辈那里得到的13.8万元，均应视为丁小某购买某房产的产权部分。丁某负责处理购房相关事宜，并在房产证上为丁小某登记名字及其所持份额。赵某已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，支付了70万元的生活费。

在同年7月9日，丁某完成了房屋买卖合同的签署，并先行支付了首期款项83.8万元。对于剩余的房款，丁某选择了贷款支付的方式。紧接着，在7月12日，丁某与汪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，并将该房产的所有权登记在了丁某和汪某的共同名下，明确标注为共同共有。

丁小某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丁某和汪某归还83.8万元人民币本金，并索要相应的利息。

裁判情况

审理法院指出，经核实，该房屋的首期款共计83.8万元，系由赵某支付给丁小某的生活费以及丁小某所接受的赠与财产构成。这笔款项应被视为丁小某的个人财产。丁某作为丁小某的直接抚养人及法定监护人，在购买房产的过程中，未依照离婚协议中的规定将丁小某的名字及应占份额进行登记，此行为侵犯了丁小某的合法财产权益。该房产目前登记于丁某和汪某名下，二人从中受益，理应负责归还相关款项。因此，法院判决丁某、汪某需向丁小某支付83.8万元本金以及相应的利息。

典型意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明确指出，监护人在执行监护任务时，必须遵循对被监护人最有利的准则。监护人在执行职责时，除了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，不得擅自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，未成年人所拥有的财产类型日益增多。确保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得到妥善保护，成为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关键环节之一。除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，监护人不得擅自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父母在担任监护人的角色时，同样必须遵守相关法律规定。若违反此规定，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本案例对于明确监护人应尽的职责、界定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所有权和权益受损的判定标准，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，对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也起到了关键的指引作用。

案例三：涉及未成年子女被遗弃的情况  父母需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——此案涉及被告人刘某某的遗弃行为

基本案情

刘某某与乙某（女）解除婚姻关系后，于2015年向法院提起诉讼杭州私家侦探哪里有-男子恶意遗弃幼子获刑，最高法发布涉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典型案例，目的是争取对刘小某（2012年出生）的直接抚养权。经过协商，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，规定刘小某将由刘某某直接抚养，法院据此出具了调解书予以确认。在2018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里，刘某某频繁以出差外地、与前妻产生争执等理由，故意将刘小某遗留在幼儿园、学校、地铁站等地。尽管民警和老师多次对其进行劝诫和教导，但均未奏效。这导致刘小某无人照料，其中不乏民警安排人员代为照料的情形。2019年5月，刘某某将刘小某遗弃，民警接到报警后，迅速将刘小某接到派出所照顾。在那之后，刘小某在派出所生活了数日。刘某某因此受到了治安拘留六日的处罚。然而，刘某某并未反省，同年9月6日，他再次故意不接刘小某放学，且对规劝置若罔闻，导致刘小某再次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居住了多日。刘某某频繁进行遗弃行为，每次持续时间长短不一，介于1日至10日之间，导致刘小某未能得到适当的照顾，累计时长超过30天。在同年9月11日，刘某某因涉嫌犯有遗弃罪，被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。

裁判情况

审理法院认定，依据已生效的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内容，刘小某的抚养权归属于刘某某，刘某某对此承担着法律规定的抚养责任。刘某某在近两年间，屡次将年仅六七岁、生活无法自理的幼子遗弃于幼儿园、学校、地铁站等地，拒不履行抚养责任，遗弃次数频繁、持续时间较长。即便在民警、老师多次进行训诫和规劝，以及被处以治安拘留的处罚后，刘某某依然持续进行遗弃行为。这种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刘小某的身心健康，情节极其恶劣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刘某某的行为已构成遗弃罪，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。

典型意义

父母有法定责任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、教育和保护。若父母离异，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，那么该抚养方有责任依照法律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和照料。无论家庭中存在何种矛盾或个人私事，抚养责任均不可推卸。遗弃未成年子女并非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私事或小事。若父母拒不履行法定抚养责任，需根据遗弃行为的性质及造成的危害，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若情节严重，还需依法承担刑事责任。法律对恶意遗弃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，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妥善的抚养，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快乐的成长。

案例四：对监护能力进行评估，强化融合式保护措施——在佟某与伍某之间的抚养权争议案件中。

基本案情

佟某与伍某曾是配偶，育有一子名为伍小某，生于2010年。他们在2013年结束了婚姻关系，此后伍小某由伍某负责抚养。然而，由于伍某在管教孩子方面存在问题，伍小某自2024年起开始与佟某共同居住。由于对伍小某的直接抚养权产生了分歧，佟某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将伍小某的抚养权变更为自己。调查发现，伍某曾因犯罪行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同时，佟某也曾遭受过行政处罚。

裁判情况

审理法院独立征求伍小某的意愿，他表达了随母亲佟某生活的意愿。随后，审理法院委托社会服务机构对佟某的监护能力进行了评估，对抚养情况进行了家庭调查，并对伍小某进行了社会监护，最终得出佟某具备适当监护能力的结论。最终，法院判决伍小某由佟某直接抚养。

鉴于佟某先前已受到过行政处罚，为了保障其能够依照法律执行监护义务，审理法院在判决的同时，向佟某下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，要求其接受家庭教育辅导、提交详尽的《抚养计划》并签署《未成年人抚养承诺书》。此外，针对伍小某即将面临中考的具体情况，审理法院还协助其制定了学业规划。案件结束后，当事人向审理法院寄去了感谢信。

典型意义

在涉及父母双方均存在过错的家庭抚养争议案件中，对当事人监护能力的评估成为审判过程中的关键所在，同时也是一大挑战。本案例在监护能力评估、家庭教育辅导以及社会监护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，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，对直接抚养方的监护能力、抚养条件等多方面进行细致的审查、评估和判断，从而确保判决结果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作为支撑。同时，加强家庭教育方面的引导，重视融合保护的加强，推动监护人在监护意识和能力方面的提升。

案例五：借助社会资源，攻克探视困境——胡某与杨某关于探视权的争议案件

基本案情

胡某与杨某原本是夫妻关系，育有一女名为胡小某。他们离婚后，胡小某被判随胡某生活，杨某则被允许每周五探望女儿。然而，在离婚后，双方在探望问题上多次出现争执，杨某甚至为此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。不幸的是，在一次探望过程中，杨某与胡小某之间发生了不愉快，导致父女关系出现了裂痕。胡某现持观点，认为杨某的行为对胡小某的成长构成不利影响，同时胡小某对杨某的探访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，因此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并要求将杨某的探访方式调整为每月一次。

裁判情况

审理法院判定，杨某与胡小某之间出现分歧，导致探视受到阻碍，仅凭探视权判决难以有效解决矛盾，因此，在诉讼过程中，聘请了社会工作者至探视场所协助杨某对胡小某进行探视，并对杨某实施了家庭教育辅导。此次探视之后，胡某与杨某就新的探视安排达成了共识，审理法院据此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并予以确认。经过后续的回访调查，我们发现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，而探望活动也严格按照协议的规定顺利进行。

典型意义

父母离异之后，非直接抚养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合理探视，对于其健康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然而，在实际操作中，探视权的实施常常因为双方之间的矛盾而遭遇阻碍。在本案中，人民法院依托社工、心理咨询师等社会资源，通过协助实施探视，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意愿的尊重，又确保了探视权的有效执行。采用“协助探望、调解、回访”这一模式，成功解决了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存在的因探望问题引发的争执，为有效解决“探望难”问题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范例。

案例六：刚柔相济，巧妙解决抚养权争议——胡某与徐某抚养权争议执行案件

基本案情

徐某与胡某为配偶，因感情纠葛导致分居，他们的1岁女儿徐小某跟随胡某居住。在分居期间，徐某趁着探望的机会，未经胡某同意，擅自将徐小某带离胡某住所，藏匿于他处，同时拒绝胡某的探视请求。胡某多次尝试与徐某协商，但均未达成一致，无奈之下，胡某将此事诉至法院，要求法院判决将徐小某交由其监护和抚养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徐小某年纪尚幼，自出生以来主要与胡某共同生活，由胡某抚养对其成长更为适宜，因此判决在胡某与徐某分居期间，徐小某应由胡某负责抚养。判决作出并生效后，徐某并未按照判决要求将徐小某交出，胡某因此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。

执行情况

立案实施后，徐某尽管接到法院的通知，却依旧没有主动履行其应尽的义务，反而将徐小某藏匿于亲友家中，并且不断变换居住地点，对执行工作进行抵制。法院向徐某发送了《预罚款通知书》和《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》，明确指出，如果他在7天之内仍旧不主动履行义务，将面临1万元的罚款，并且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。在执行过程中，胡某还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与徐某离婚，而徐某对此也并未给予配合，拒绝参与审判活动。法院执行局与审判庭紧密协作，通过多次电话沟通和面对面交流，与当事人徐某进行了细致的沟通，耐心解释法律，并举例说明了因父母争夺子女可能对子女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。最终，徐某自愿将徐小某转交给胡某，离婚案件也得以调解并圆满解决。

典型意义

抚养权的执行属于行为性执行案件，其性质不可替代，并且与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保护密切相关。若对一方当事人实施强制措施，必须全面考量此举是否会对未成年子女产生不良影响，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较大的挑战。在案件执行阶段，法院秉持着文明和善意的执行原则，不断探索新的执行方法，既严格又灵活，一方面采取预先拘留、预先罚款等预先惩戒措施，以促使被执行人积极沟通和主动履行义务；另一方面，执行与审判部门紧密协作，加强法律解释和家庭教育指导，最终使得案件得以圆满解决，对其他类似案件的处理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。